领导干部严格自律，要注重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，从自己做起，从身边人管起，从最近身的地方构筑起预防和抵制特权的防护网。——摘自习主席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

前不久，笔者随一位高级领导干部乘飞机出差。行前，他特意嘱咐“订经济舱的票”。问询缘由，他讲得很实在：“虽说规定可以坐头等舱，但时间不长，花那么多钱不值得，公家的钱也是钱啊！”内心陡然生敬的同时，不由想到有一些领导干部出差，很在意安排的“标准”，乘飞机要坐头等舱，住房要住大套房，似乎没有达到一定“标准”，就不足以显示对自己的“重视”。这是头脑中特权思想作祟的一种表现。

“人们最看重的是特权，哪怕是主持葬礼的特权。”美国诗人洛威尔曾如此一针见血地抨击特权思想。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，千百年来，对于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多少人针之砭之、恨之斥之，然而一旦拥有“特权之机”，许多人却又往往羡之趋之享之。在封建王权社会，“当官做老爷”“处处讲排场”尤其为王卿贵族们所向往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可谓是一种典型的封建糟粕。

搞特权与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纯洁性格格不入。作为时代的先驱、民族的先锋，我们党对特权之害有着特有的清醒认知，诞生出发之时，就把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立为建党之根本宗旨，执政之后，把“人民公仆”立为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定位，“人人平等”写进了宪法，维护“社会公平正义”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。

长期以来，我们党高度重视剔除特权思想，旗帜鲜明地与各种特权现象作斗争，无数革命前辈更是以身示范，坚决反对“特殊化”。从毛主席以身作则“不准毛岸英达不到法定年龄就结婚”，到周总理严以律己订立“十条家规”，再到朱老总唯一的儿子“当了一辈子火车司机”，等等。他们至真至纯的公仆情怀，天地可鉴，与日月同辉。

大型历史文献片《信仰——我们的故事》中，记录了老红军甘祖昌与其同胞兄弟的一段对话，问：“你有官不当，有福不享，有钱不花，到底图个啥？”甘祖昌平静地说：“我们干革命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，不是推翻剥削阶级再培植一个新的特权阶层。”叩问历史，计利天下，为生民平等而斗争，这是我们党和军队革命救国的诺言，也是为百姓所拥戴、从弱小走向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然而今天，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却在淡忘这一优良传统，遗失这种红色基因。有的凡事喜欢“高人一等”，吃超标饭、坐超标车、住超标房，时时要特殊照顾，处处要“和别人不一样”；有的官本位思想滋长，把“闯红灯”“打擦边球”视为本事，按规定“不能为”的事他却要为之；还有的把“一人得道、鸡犬升天”那一套搬到了家里，一人居高位，全家人都颐指气使、威风凛凛。对此，也有人认为领导干部搞一点“特殊化”，无非是“标准超一点、待遇好一点、利益多占点、办事方便点”，不违法，也“无伤大雅”。岂不知，特权的本质是侵占大多数人利益以满足一小部分人的欲求，不仅与党章党规、党和军队性质宗旨背道而驰，而且伤害公平正义、助长消极腐败，如若不除，离散的将是党心军心民心，毁掉的将是执政根基。

有学者曾深入考察苏共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，得出一个论断：官僚特权集团是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。深刻的教训面前，每名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都应警醒，决不能让“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”的悲剧重演。

党章明确规定，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外，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。领导干部带头严自律、反特权，就要严格遵守党章，按照习主席的要求，“从自己做起，从身边人管起，从最近身的地方构筑起预防和抵制特权的防护网”，尤其应经常围绕“我是谁”“为了谁”以及“入党为什么、在党做什么、身后留什么”等问题，反躬自省、检视行为、拷问灵魂，牢记自己的根须扎在哪里，提醒自己不能脱离群众，对人民、对权力、对纪律常怀敬畏之心。特别是在工作生活细节上，更要注意时时处处带头遵章守纪，决不当特殊人，同时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人，“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”，坚决与之划清界限。